难忘的红苕年代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物质、精神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如今全国上下正在努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我们可真是赶上了好时代。就拿买菜做饭来说吧，有时你去菜市场买菜，面对花样繁多的菜品，还常常为今天吃什么而为难，抚今追昔，我不禁又回忆起了贫困的童年。

我的故乡在安徽北部的农村。那里土地肥沃，四季气候分明，雨水又充足，很适宜农作物的生长。然而，土地还未包干到户的70年代末，人们都在生产队里一起干活吃饭，对种地根本没有兴趣，看着很好的土地却种不出庄稼，平时只是栽些红苕。

红苕又名甘薯，属于一年生草本块茎植物，生长过程中对土壤没有严格的要求，所以那个时候红苕每年都象丰收一样。

记得我刚懂事的那会儿，平时别说能吃上一顿面条，能有一块玉米饼子吃就算不错了。一般都是煮一大锅红苕，贴上几块红苕面饼，外加一碟咸菜或一盘萝卜丝，就算是全家人的早饭或晚饭了。中午虽然都会煮上一锅稀饭，但还要放一点红苕叶子，或是还要吃早晨剩下的红苕饼。红苕饼刚贴出来的时候还比较好吃，可一旦隔上一段时间，吃起来就难以下咽了。有时家里实在没吃的，就连生产队分红苕剩下的茎根也成了“宝贝”。有时候大人还把刚长出来的红苕叶子掐下来做菜饼，吃起来也觉得是香的。家里仅有的一点小麦呀、玉米呀等细粮，多半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要么就是到年关，才用来蒸笼馒头，或包顿饺子。记忆中的那段时光，真可谓是红苕年代。

“红苕吃多了，直想吐酸水！”就连现在的父亲回忆起那段贫苦的生活，他常常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的确，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多是让红苕给吃伤的。或许是太过于贫穷，或许是小孩子偏爱甜食的缘故，我却对红苕有着特殊的感情。总觉得母亲做的红苕饭，顿顿都是那样的香甜。为了改善全家人的伙食，母亲可没少费心思。她总是挖空心思地变换着每顿饭的花样，要么将红苕剁成块煮着吃；要么就把红苕切成片在蒸格上馏；要么就把红苕斩成丁用锅熬着吃……可做来做去，总是离不开红苕。

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母亲把红苕磨成渣，撒上少许的葱花油盐搁在蒸笼上蒸，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直到现在我还能忆起母亲半夜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磨红苕渣的身影呢！有时她还会挤出红苕中的汁液，待沉淀去水晾成粉面做凉粉。80年代末期，农村生活逐渐有了改观，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电灯。有了电，打粉机随之也就出现了，母亲再也用不着披星戴月熬夜磨红苕渣了。记得那个时候每年深秋的农闲时节，家家户户便开始漏粉条了。只见满屋子里弥漫着腾腾的热气，参与漏粉条的每个男人都赤着有力的背榜，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见七八个汉子吆喝着用力地活着面，一个人就像球场上的二传手，将活好的面团一撮一撮地递到坐在锅台上漏粉条的人，而那人不慌不忙地有节奏地拍打着手中的漏瓢，那粉条就像玩魔术一样从锅里被拽了出来……北方深秋的夜已是月朗星稀霜满天的景象，天气渐寒渐冷，而漏粉条的场景却热闹非凡，漏出的粉条被一杆杆地挂到了院子里，那状态象奔流的瀑布，又象急促的飞雨，刹是好看。不久这些粉条就分别被运往外山东、江苏等地销售。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生平第一次吃到了母亲做的香喷喷的猪肉炖粉条。

家中有了钱，从此日子再也不象以前那样过得紧巴巴的了。来成都当兵前，我们那里已经普遍吃上了雪白的麦子面饼，黑呼呼的红苕饼子逐渐淡出了人们的餐桌。

还令我难忘的，就是为了增加红苕的甜度，母亲常常把生产队分给的一部分红苕放在打谷场上晾晒几日，那样吃起来会更甜。若是到了年关，家里还会用红苕熬制一点红苕糖，用来做玉米或芝麻糖，小孩子嘴谗，狼吞虎咽地抢着吃，被粘掉牙齿的孩子大有人在。

时光如梭，如今故乡的生活可真是今非昔比了。现在种田都采用了机械化耕种方式，加上一年中只种春季和秋季两季作物，像花生、红苕、高粱等作物几乎不再种植。原先十几亩地需要五六个劳力半个月才能干完的农活，现在两个人不到三天时间就做完了。生产工具的革新造成了劳动力过剩，而这些年轻人目前又涌向了广东、浙江等沿海发达城市务工，成为了现代都市建设的主力军。

站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上，沐浴着希望的春风，我由衷为家乡的变化而感到高兴，真正为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而倍感自豪。此刻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如今超市里的红苕卖的比大米还贵；为什么一盘小小的爆炒红苕尖会受到那么多人的青睐！当你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菜品不知道今天该吃什么还在大伤脑筋的时候，委实应该感谢这个好时代，为不久将要实现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翘首期待，振臂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