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梦想之路

父亲，已快到耳顺之年，留着个小平头，头发已花白。平时话不太多，但喜欢跟别人谈一谈时事政治，说一说国家方针，说到兴奋之处时，“我当村干部那会儿”就成了口头禅。

他从1977年开始当村干部，用他的话讲：“村头没得哪条路我没走过”，所有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他说，这些年他有三个愿望，而且三个愿望都实现了。

高中毕业时，因为还没有恢复高考，父亲的求学之路走不通，又因为势单力薄，参军入伍的愿望也落空了，就只有回到农村操起了锄头、镰刀。或许是读书人的傲气和年轻人一股子的韧劲，那时的父亲有了自己第一个愿望——当个干部。后来，凭着一纸高中文凭，一手好字儿，一点毛遂自荐，父亲最终如愿以偿，成了村里的文书。父亲说，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单纯地想为乡亲做点事儿。没想到，从村文书到村主任，再到村支部书记，这一点想法支撑着父亲一干就是33年，从未间断过。

我幼时记忆中的父亲，要么是匆匆忙忙到镇上开会，要么是正在地里干活，接到个通知丢下锄头就走了。那时，交通不便，下队搞调查只能靠步行，一般一去就是一天。记得98年洪灾的时候，父亲一大早冒着瓢泼大雨外出查看灾情，等到晚上回家时，头发和衣服全淋湿了，还满身是泥。

有人会说，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哪有那么多事情忙？可谁又知道，家长里短的矛盾纠纷就靠着村干部一嘴一舌的调解，有时候村民的气全撒在了村干部身上，那时候农税提留款的收缴就靠着村干部一家一户的走访宣传，有时候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

“有了村里就忘了家里。”这是母亲常“批评”父亲的一句话。因为村里事务繁杂，父亲老不着家，家里的农活忙不过来，母亲有时候会埋怨，会唠叨，“村干部有什么干头，没好处还净得罪人。”父亲只会默不作声。
父亲说，他心里也着急，可村里的事儿也得做啊！那时父亲有了第二个愿望——少点负担。

2004年，全国范围开始实行粮食直补；2005年起，四川开始建立农村低保制度；2006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全面废止。父亲说：“农民负担减轻了，我从忙收钱的变成忙发钱的，不仅工作量少了，以前对我有意见的乡亲见面也乐呵呵的了。”

父亲本来是有机会离开农村的。90年代初，在外工作的四叔帮父亲找到了生意的门道，那时候已经是村支部书记的父亲犹豫再三后还是选择了留下。母亲说父亲傻，为了个村干部放弃了大好机会。那时候，父亲每年的工资才几百块，除了农副业收入，家里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我和哥哥的上学费用总让家里捉襟见肘，当别人家盖新房时，我们家还是住在土坯房里，当别人家添置新电器时，我们家的那台黑白电视一直用到全起了雪花点。

父亲说，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偷偷抹过眼泪，觉得对不起家里人，但村里的事儿他也实在放不下啊！他说，他的第三个愿望就是——涨点工资。

2010年，为深化保障激励，四川开始为全部在任村干部办理基本养老保险；2012年，宜宾村（社区）干部收入实现翻番，正常离职村干部生活补贴标准大幅提高。

愿望实现了，但父亲在2010年因为身体原因就已经离开了自己干了33年的岗位。母亲说父亲亏大了，但父亲仍开心的说：“你看，等我到了60岁，我每年还能领到1000多的离职补助，都不用靠儿女养老咯！”

父亲还有第四个愿望，他说，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用所学、所知、所能把家乡建设得更宜居、宜人、宜业。

我的父亲，只是许许多多普通基层干部的缩影。他们一路走来，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也是他们，最接地气的干部，中国最小的“官”，没有太多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感人的凡人壮举，但默默将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在黄土地上撑起了一片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