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教育梦

1968年我生在水镇中所一个叫邓家坝的地方。童年稚嫩的天空，想也像那块土地一样美丽。而懵懵懂懂确定自己的梦想却是一次沉重的经历。

1976年9月，那年我八岁半。之前一年，父亲背上“副业单干”的罪名送到公社的“学习班”学习。虽说是“学习班”，其实什么也没有学，被他们关在一个牛棚里，天天数着焦急、无奈的黑暗日子。我看着我“光屁股”的伙伴背着母亲自己缝制的花书包高高兴兴的从家门口趟过，我的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淌。但我没有怪父母，因为父亲在“学习”，母亲有病在身，我们一家人都还处在饥饿状态，我哪敢奢望背书包。不过一场眼泪改变了我的命运，那便是那年的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上下的花圈铺满大地，亿万国民的眼泪滔滔成河。父亲从那天开始也就不再“学习”了，参加了沉痛悼念领袖的大军里，我这个小不点也抹去了自己不能读书的眼泪，融进了那场浩大的眼泪里。过后有一天，母亲对父亲说：“孩子想读书，弄两元钱给他交书费，让他去吧！”我听到母亲的话，眼泪夺眶而出，对父亲说：“爹爹，我要读书！”。我的眼泪深深地拽住了父亲，父亲从天还未亮就到东边的那座大山去砍柴，看着父亲穿着快要磨断的草鞋，汗珠滚滚的迎着夕阳疲惫的归来，我的心里溢满无限的喜悦和对父亲深沉的爱。那背干柴换了两元钱。紧紧地，紧紧地攥着那两元钱，我跨进了我的母校——丁山小学。

在学校里，我像沙漠中饥渴的跋涉者找到水源一样，不多的知识轻轻松松便掌握了。好景不长，我准备读第二学期的时候，父亲又被抓进牛棚了，我不得不重演那坐在门前流眼泪的一幕幕了，我天天都去看我第一册的课本，天天抚摸那留着母亲密密麻麻针线的花书包。

在绝望中好不容易度过了一星期。第二个星期，我的语文老师来我家了。老师是一个阆中知青，个子不高，但一脸弥漫着母爱。我躲了起来，不敢见她。母亲只有无尽的泪水，老师牵着我的手，问我想读书吗？我沉重的点了一下头。第二天我便进了教室。就那样，我的老师帮我交了三学期的学费。六元钱，在当今太微不足道，太微不足道，但在那时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六元钱把一个小学老师的爱深深根植在一个穷小子的心里。那时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老师，像我的启蒙老师一样善良的老师。

这样我的教育梦就悄悄地根植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

踩着两元钱的无穷力量，我跨进了师范校的大门，就在差两个月毕业的时候，却传来了噩耗，年仅五十的父亲因劳累过度，撒手人寰。还没有从失去父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我便被分到一个叫保安乡的最边远的小学任教。

因为父亲的过世带来的沉重压力，又加之工作的地方太偏僻，无法照顾带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兄弟，还因为那时经商的潮流涌动着这座山城。我的教育梦开始动摇了。

我去拜师学艺考美院，一天除了上课，就是看书、画画，用了两年的时间如愿以偿，捧到了录取通知书，但那昂贵的学费让我望而却步，绝望的泪水往肚里一股一股的流。

接下来的日子，无助和无望伴随着我，而那些日子，是我的学生让我找回了那童年的教育梦。

最先装进我心里的是一个叫王石布的藏族学生。那孩子给我的第一记忆是迟到，一声有力的“报告”， 带给同学们悄悄的偷笑，虽然那声音带着浓浓的藏族腔调，却把我的视线牢牢锁住：头发浓密但很凌乱，可以看出很长时间没有洗过；脸上沾满煤炭，估计是种煤炭火时抹上的；衣服已经很旧很旧，其实不叫衣服，应该是彝族的批毡查尔瓦，查尔瓦遮到了膝盖下面；脚上的解放牌胶鞋，基本上是纯黑了，破烂的地方露出的脚趾也同样乌黑。我的视线再一次扫视了他，我看见他的眼睛稚嫩中显出灵气。同学们还在笑，我大体知道他们笑的原因了，放下教科书，我轻轻走到他的面前，我用很诚挚善良的眼神望着他，轻轻的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回到座位上。随着我的转身，教室又恢复了先前的状况。第二天下午，我便带着一个同学去王石布家了解情况。低矮的茅草屋，很漆黑，进屋后等几分钟才能看见里面的情况，一个水缸、一个装洋芋的小篱笆、一个陈旧漆黑的小柜子、两根自制的木凳就是他家的全部家当。从他并不流利的汉语里我知道了很多：父母双亡，有个哥哥在外面挖煤炭时，因想偷点**回来卖，不慎在火车上被抓，关在铁路监狱，平时就他自己照顾他自己。从王石布家出来，我的心凉了一截，更加沉重。也坚信了自己选择教育是对的。后来，我教他怎样学习，怎样做好卫生，怎样面对困难，怎样和同学相处。小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秀被录入县城中学学习，临别时他含泪说了声：“谢谢您！老师！”，而我的眼里也浸满泪花，我知道那是成功的眼泪、幸福的眼泪。
像王石布这样的学生，在那个山村小学还有很多。

在那段岁月里，还有一个彝族女孩深深打动我。那是一个春雨飘洒的早晨，我到镇上去赶集，快要到镇上的时候，看见一个中年妇女在买一个小女孩的野蕨，一大背篓野蕨，足足有一百斤，但在那妇女的称下可能只有二十斤，因为我看见她给了那彝族女孩十元钱。我用彝族话和那女孩交流，问她马上要到镇上了，为什么在这就卖了，镇上的价格很高。那女孩虽然头发衣服都湿了，但掩饰不住的微笑让我感到她的那种幸福。她笑着用彝族话回答我，她家在一个很偏远的小寨子，隔着我有几座山，到这镇上要走两个多钟头，她卖野蕨是给她弟弟交学费，昨天已经卖了十元，今天再卖十元就够了。所以她感觉很高兴。又是一个熟悉的词语“学费”，它像一根根针狠狠扎进我心里。看着那女孩快乐的背影，我只有默默祝福她。这个故事我写成了一片散文，取名《大凉山中卖蕨姑娘》发表在省政协报上，当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就连希望工程的志愿者也找我联系，他们开始关注大山里孩子们的成长。

在大山的日子，一个个鲜活的童声丰满了我的生活，也一点点坚定了我的教育梦。

后来，我调进了县城，我还是选择了我的小学教育，我从事教育的那所学校一部分是民族重点寄宿制班，那个班招收的是乡下贫困而品学兼优的少数民族学生，我在那类班级里上语文，和他们快乐的度过每一个日日夜夜。我不断的磨砺自己，探索新的方法和途径，让他们更好的成长，更早的羽翼丰满。

记得2007年的初夏，我在成都参加“省骨干教师培训”期间，有两个成都平原上的学校想让我过去，我婉言谢绝。他们说：“这种机会太难得，你在大山里太可惜！”。而我笑笑说：我生在大山，长在大山，我爱大山。

揣着我的教育梦，一路走来，一步一个脚印奔走了二十多年，如今的教育梦已经不仅仅就是当一名优秀的教师，而是融入了民族教育这个长久的事业。虽然在这事业里我只是一粒微小的沙粒，但我也想把自己的人生演绎得铿锵有力，让我的教育梦挂满沉甸甸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