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乔迁之变看百姓的安居梦

乔迁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见证着一个家庭的兴衰沉浮，也反映着社会的发展变迁。

在我的家乡——关中西府，乔迁俗称挪房，意为从旧居迁到新居，从旧房子搬到新房子。看似简短的两个字，却凝聚着普通百姓的安居之梦。

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说我们家的老根子在邻省——山西大槐树底下，由于兵荒逃难到了陕西关中，由于贫穷，祖辈们居无定所，只好借住在村头的破庙里。直到解放后，爷爷才分到庄基，盖了三间土坯房。这次乔迁对我家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党领导的新中国，让许许多多像爷奶一样历经苦难的贫民百姓扬眉吐气。他们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我来说，奶奶讲的毕竟是故事，我没有经历过。在我印象中，我家最早经历的乔迁是1980年。那是改革放后不久，我们村还没有实行土地联产承包，但党在农村的政策已经活络，在其它村进行土地承包到户大量种粮的时候，为了解决群众的吃菜难问题，我们村被县上确定为蔬菜专业村，全村搞起了多种经营。那一年，在本地一个国营企业上班的父亲，月工资从17元5角一下子涨到了35元，我们家在一年内还清了爷爷因病欠下的债务，父母用辛勤劳动和省吃俭用积赞下来的钱盖了三间土木结构的厦房，新房中盘了火炕和锅台，安了新式的木门窗，这当时是农村最上档次的房子。记得乔迁那天，母亲很早就起来忙活，先是烙锅盔，然后是炒豆子， 张罗早饭，饭后不久，我点燃了母亲准备的一挂鞭炮，邻里乡亲前来祝贺。说是祝贺，其实就是来家里看一下，向父母说些祝福的话及新房子如何气派等赞扬的话语。我不知道父母当时心情如何，但我只记得父亲逢人就发一盒二角钱的宝成烟，母亲请乡亲们吃锅盔和炒豆。此后两三年内，乡亲们大都盖了新厦房。

到了1998年的时候，父亲在单位分到了一套三室二厅的家属房，我们家从农村搬到了县城。父母心劲很大，举全家之力，付清了房款，家具全部是新的，家电一应俱全。乔迁的时候，亲朋好友都来祝贺，母亲在家摆了四桌酒席，上的是八晕八素和一瓶17元钱的白标西凤酒、一盒3元钱的“八四”猴香烟。我舅爷高兴的引着他们村子的人在我家参观过三四回，这时老家的乡亲们大多都拆了土厦房，盖起了一砖到底的平房。

2008年，妹妹在县城买了一套110多平米的商品房。搬家的时候，她在宾馆订了酒席，餐桌上鸡鸭鱼肉一应俱全，但已不是人们的最爱，人们最喜欢的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招待用酒是一瓶40多元的墨瓶西凤和一盒10元的“金卡”烟，许多朋友前来祝贺的时候开上了自己的私家车。而我的老家，乡亲们已开始盖二层楼房，我的一些同村伙伴已经成为在村子种地在县城买房的新型农民。

现在，我经常参加朋友们的乔迁仪式，也打算自己买物业条件更好、人居环境更佳的新房子，我不知道自己还要乔迁几次，但我知道一次会比一次更好，乔迁已不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而是生活中的一件喜事、小事、普通事。